浅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戏曲名著改编剧目,老舍

作者: 戏剧中心  发布:2019-12-02

让话剧《骆驼祥子》回归原著精神

时间:2013年01月25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许 波

  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话剧作品不胜枚举,文学尤其是小说构成了话剧剧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仅就中国的话剧舞台来讲,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禺先生对巴金小说《家》的改编。近年来,改编自萧红同名小说的话剧《生死场》、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话剧及改编自她的另一部小说《十八春》的话剧《半生缘》等,都给广大喜爱话剧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田沁鑫根据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话剧,更是获得了理论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考察这些改编成功的话剧作品,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改编一定不能背离原著的精神。

  发表于1936年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1957年著名导演梅阡将其改编成话剧,并执导演出,1980年和1989年两度复排重演。2007年顾威导演根据梅阡的剧本重新排演并在首都剧场公演,今年元月又再度在首都剧场公演。可以说,话剧《骆驼祥子》已然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和经典剧目。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话剧《骆驼祥子》在改编之初便与原著精神存在巨大差异,这差异最主要表现在对祥子命运走向的揭示上。在小说中祥子在经历了“买车丢车”的三起三落后,随着虎妞和小福子的去世,一步步走向堕落,逐渐从一个淳朴的靠力气吃饭的本分“良民”沦落为一个不知廉耻的偷奸耍滑的无赖,一个堕落的猥琐的自私的“社会病胎”,正如小说最后一段所写“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而在话剧创作中,则将祥子塑造成一个“无数次打击让祥子看到了生活的严酷,也让他真的像骆驼一样,‘肩膀上多沉,路多远,也不能叫人压趴下。’他将在人生的路上,顽强地继续走下去”这样具有坚毅性格的积极向上的理想人物。在话剧结尾,祥子对小福子说等自己混好了来接她,很自信,完全是一副不畏艰险的样子,这与小说中的祥子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完全违背了原著精神和人物性格特征、人物命运走向,是对原著的颠覆性改造。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剧本的这种改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今天还按照那个特殊年代改编而成的剧本进行演出,便颇值得商榷了。

  作为主人公的祥子,如果他的性格和命运与原著反差巨大,那么观众就有理由问,他还是那个老舍笔下读者耳熟能详的那个人物吗?如果不是,又有什么理由要打着他的旗号呢?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观众能够接受这种剧作,但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30多年后的今天,剧作者(现在的创作者)是否应该让剧作回归原著精神、让观众领略到真正的《骆驼祥子》、“看”到那个符合自身发展轨迹和时代影响的祥子的形象?我以为这是创作者应该认真思考并必须做出选择的重要问题。可惜的是,在今年的首都剧场,观众看到的依旧是54年前的那台既看不到原作精神风貌、也看不到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历史真实的、烙有鲜明特定历史时期痕迹的“旧剧”。

  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的话剧改编,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不必也不可能完全拘泥于原著,而且也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但有一条是必须要遵循的,那便是忠实于原著精神。作为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话剧《骆驼祥子》的创作从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可说是个畸形儿。今天,当再次将其搬上舞台时,我以为当下的创作者首先要做的,便是让其回归原著精神,呈现给观众一个真实可信的、没有被篡改和玷污的《骆驼祥子》。然而,事实却让我深感失望。我期待着能够尽早看到一部忠实于原著精神的话剧《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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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论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戏曲创作名著改编剧目的成果与缺失,通过对《骆驼祥子》、《孔乙己》、《死水微澜》、《金子》以及南戏改编工程等名著改编剧目的具体分析,探讨了当代戏曲名著改编作品在创作上的两大主要要点:还原与重塑。无论是还原抑或重塑,需要尽量展示出戏曲艺术本体的魅力,同时,在原著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与需要的作品。关键词: 戏曲创作 名著改编 还原 重塑 名著改编的剧目,一直是活跃于戏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下简称九十年代),根据名著改编的戏曲剧目更是大放异彩,取得骄人的成绩。甚至,在九十年代的一开始,剧坛就为一出改编自经典名剧的戏曲作品争论不休,争议范围之广,争议内容之深入,几乎可以与上个时代魏明伦的《潘金莲》相比美——虽然,后者主要是在思想解冻时代对于思想禁锢与反禁锢上的争锋,而前者则主要是学术上的探讨,但争论的热乎劲却不相上下。这出戏就是浙江越剧小百花剧团根据元代王实甫千古名剧《西厢记》所改编的同名越剧,在名著改编的手段、手法和现代意识的真正含义等方面,《西厢记》在当时都引起激烈争论,《真西厢,还是名著改编的错位?》、《什么是”现代意识”?》、《”金玉其外”的越剧改编本西厢记》、《并非”金玉其外”,也非”败絮其中”》、《越剧的里程碑》等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评论,使得名著改编这一戏曲创作话题,在九十年代一开始就显得十分惹人注目。而九十年代随后的创作实践,向这种有意义的争论呈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批评的热切关注与讨论上,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名著改编剧目纷纷呈现于舞台,为这一时代的戏曲舞台画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九十年代名著改编中的优秀作品,有改编自经典小说的,如京剧《骆驼祥子》,把京味文学大师老舍的同名小说,搬上了舞台,以极富京剧味道的表演手法和程式化手段,重新演绎了这一曾被众多文艺样式改编、并且早已深入人心的作品,而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水准,被认为是京剧现代戏的一大里程碑。越剧《孔乙己》融合改编了鲁迅名著《孔乙己》、《药》等作品,在写意迷幻的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与原著不一般的孔乙己形象,引起了极大争议。在九十年代戏曲文学领域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的川剧,在名著改编方面更是获得大丰收,改编自四川现代小说家李吉力人小说《死水微澜》的同名川剧,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作品,该剧塑造了一位敢爱敢恨、可爱可敬的女性形象。与《死水微澜》相似,另一部川剧《金子》,也有一位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女性形象,同样是性格泼辣火热,让人难忘。与改编自小说的以上作品不同,《金子》改编自经典戏剧名著《原野》。 在九十年代名著改编的戏曲作品中,很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戏”系列改编作品,由”南戏”故乡温州众多剧种、剧团改编上演的六出南戏名著,曾经是风靡一时的剧目,有的一直盛演不衰,至今活跃在舞台;有的因为时代变迁,渐渐失传。温州的系列化、规模化”南戏”改编工程,集中该地区优秀编剧人才和全国一流的专家,共同打造剧目,一方面还原南戏原有特色风格,一方面加入了现代审美趣味,以吸引当代观众。其中,永嘉昆曲研习社演出的《张协状元》,尤其受到戏剧界的赞誉。 在九十年代的名著改编戏曲作品中,”还原”与”重塑”可以说是两个关键性的词语。由于名著所具有的知名度和坚实基础,改编名著往往能提高观众的兴趣,也能让创作具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是,是尽可能地忠实原著,对原著提供的情节、场面尽量予以再现,还是在原著基础上,更多按照改编者的构思想法重新予以表现,这都是名著改编必然要碰到的问题。经常出现的可能是,忠实于原著,但没了改编者的个性,尤其是从不同艺术样式间改编,没有建立起自身样式的特质,这样的改编成功的不太多;但离原著远了,也很容易引起观众的质疑,这样是否违背了原著的意图,遗漏了真正的精华所在。如越剧小百花改编本《西厢记》,将原著以女主角崔莺莺为中心按照剧种和演员的需要改为张生为主,就引起相当多的争议意见。那么寻找到原著之所以流传今古、为后世所乐道的精神意旨,用自身艺术样式的特定手法去还原这种打动人心的名著精魄,成为许多改编者努力遵循的创作法则。但,如同中国古人所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有时,名著常常为再创作提供很好的基础,借名著家喻户晓的故事、人物,注入创作者崭新的思维,给名著一个新的面目,这不应该是对名著的歪曲,因为改编不会对已然深入人心的名著造成变形,而好与不好,能否像原著一样流行,则是改编作品的水平问题了。这显然是一种”重塑”工程,在重塑中理解名著,改变名著。注目九十年代的几个改编戏,京剧《骆驼祥子》应该是”还原”原著意旨相当成功的戏,而越剧《孔乙己》也是因为在”重塑”过程中与原著形成的反差太大,从而引起了一片争议。 京剧《骆驼祥子》被普遍认为”既忠于原著又有很大的创造”,”这是改编名著最需要的。照模子刻出来的不一定好,偏离原著精神更不可取。”确实,对于《骆驼祥子》这样的名作,早已有电影改编本深入人心,不能抓住原著的内核,准确传导出原著的内在精髓的话,改编自然很难得到认可。而《骆驼祥子》原本是篇幅不短的小说,众多的场景描写,丰富的社会众生相,都是戏曲搬演上舞台难以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所在。戏曲的本体和篇幅决定其适合于表现故事较为简单紧凑、人物相对集中的题材,”一人一事”的说法是这种特色的简练概括。因此比起电影来,戏曲改编《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难度更大。 但京剧《骆驼祥子》成功地抓住了主线,以主人公祥子命运起伏的几个最具有意味的点为核心,简化事件,腾出篇幅,重点刻划人物的内心变化,使得戏曲擅长的抒情手段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同舒乙先生所说:”小说《骆驼祥子》的根本就是写祥子这样一个老实、规矩、清白、自强,来自乡间的人力车夫,为了改变贫困生活,努力、失败以至于梦想破灭而逐渐沉沦的一个悲剧。京剧《骆驼祥子》紧紧抓住这个根本,展示了祥子三起三落走向末路的悲剧人生,而且有独特的处理与创意。三起三落”是京剧《骆驼祥子》的剧情主线,全剧以此为故事框架,删繁就简,把小说中众多的场景和事件浓缩为这几个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在这种大起大落的戏剧矛盾和冲突中,细腻详尽地勾画了祥子的悲剧命运和内心走向。从买车到卖车,是祥子的第一个命运起落。拥有一辆人力车,自由自在地拉客挣钱,是祥子孤身在北京城最大的愿望,这个淳朴的乡下青年梦想靠自己力气吃饭,有了新买的车,不再受别人的气,使梦想离自己变得很近。京剧《骆驼祥子》一开始就把祥子的这种梦想清晰地推到了观众面前。拉着自己的新车,祥子手舞足蹈:”三年苦熬车一辆,弓子软喇叭响,双灯闪车板亮,我越看越爱,心发烫脸发光。从今后你是我生死搭档,你是我活命钱粮,你是我衣食父母,你是我不说话的哑巴新娘。”然而,兵荒马乱、无理可讲的社会使祥子视如生命的车被掠夺而走,他只能把理想寄托在来日攒钱再买新车之上,虽然这很艰难,但理想却还没有完全泯灭。虎妞对祥子的爱以及这段不情愿的婚姻给祥子的命运又带来了起色,祥子在心里更喜欢同病相怜的福子,但贫穷的他们连爱都拥有不起。虎妞一片真心,为爱与当车行老板的父亲闹翻,与祥子相濡以沫,还怀上了孩子,这使老实巴交的祥子顿时有了强烈的归宿感和满足感,这样的生活虽穷,却已很温馨。戏里细腻生动地刻划了祥子此时的心境:祥子:(松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胖儿子、这么说,我真的要当爸爸了?、虎妞:傻骆驼,有了家,有了媳妇,再有胖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称心的?祥子:(朦胧中感到一丝喜悦)家,媳妇,儿子。是啊,该知足了。(唱)只她一番暖心话,祥子总算有个家。虎妞:(唱)但等十月怀胎罢,给你养个胖娃娃。祥子:娃娃周岁会说话。虎妞:管你叫爹——祥子:管你叫妈。我拉上你俩逛白塔。 但命运并未给祥子带来多少好运,虎妞在难产中死去,这个温馨的世界顿时一下子破灭了,祥子又孤苦伶仃地回到了起点,然而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再不是原来的淳朴善良、敬业向上的青年,口里念叨的是:”从今后无牵挂独来独往,混一天算一天流浪四方”,”什么他妈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门子事。这年月穷人的命不如一条狗,想有什么蹦儿,比登天还难、老实、规矩、要强、清白都他妈没用,只有混一天算一天。哼,什么都是假的,窝头是真的。”经历了社会的种种困苦与丑恶,祥子不但失去了所有,内心也沉沦了。但天性中的善却使得他还抱有对人生对未来的希望。这就是”三起三落”中的最后一番,祥子发现了被迫拉客的福子,在他有了一点钱的时候,就有了解救福子,两人一起同甘共苦的念头,然而,贫困黑暗的社会,最后吞噬了祥子所有的希望,福子不愿被逼良为娼,上吊自杀了。祥子一个人在雪地中彳亍,惨笑,”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人间何处讨公道,苦渡何方寻渡桥?心被掏,魂出窍,空余躯壳人海飘。”京剧《骆驼祥子》简洁而清晰地刻划了祥子命运的”三起三落”和在这”三起三落”事件背后祥子被迫改变的人生理想与信念,让观众在剧情的跌宕起伏和人物的悲欢失措中深切地感受到原作中所蕴涵的对底层百姓悲惨遭际的同情与愤懑。小说中表面上不动声色的叙述和内在的巨大情感,在戏剧中得以集中的爆发,这固然是由于二者体裁的差异,但戏剧能清晰地把原著中的这种精神给予体现,确实是改编得很到位。 [1] [2] [3] [4]

北京人艺话剧《茶馆》剧照

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天桥艺术中心主办的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正在北京举行,话剧《茶馆》 《二马》 《金锁记》等先后亮相,均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7月份,戏剧节的参演剧目《茶花女》 《吝啬鬼》 《国家剧院的绊脚石》等多部作品将陆续登场。作为本届老舍国际戏剧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的戏剧论坛近日在京举行,论坛以“老舍与戏剧文学”为主题,中国老舍研究会原会长关纪新、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伯梁、北京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乾武、编剧过士行、导演方旭、 《新剧本》杂志执行主编林蔚然等到场,共同探讨老舍对中国现代话剧作出的贡献、其作品中展现的戏剧文学精神、当代戏剧人如何解读和改编老舍作品等话题。

过士行:怀念老舍笔下北京话的韵味儿

过士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阅读老舍的作品,最早是在一本旧刊物上看到的。后来老舍作品重新出版,他就买了一本《骆驼祥子》 ,“特别爱看,但是当时不太明白祥子跟虎妞之间为什么又爱又恨,后来长大了才明白。这就是老舍先生的高明之处,他把人性写得很复杂” 。

后来过士行成为《北京晚报》的一名记者,在首都剧场看了被搬上话剧舞台的《骆驼祥子》 ,随后又看了北京人艺排演的影响他一生的话剧《茶馆》 。“ 《茶馆》是一种新样式,它跟以前‘三一律’的戏不一样,幕与幕之间可以跨越几十年,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相距50年。 ”他说,“以前没有人敢这么写戏,老舍先生就这么写了,而且开场有那么多人物,完全是一个群像,在以前的剧作里好像也没有这样写的。 ”

《茶馆》对过士行影响最深的是台词,比如“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观众也耳熟能详。在他看来,老舍作品的成功,跟他的语言分不开,老舍的语言就是北京话的代表,是经由老舍提炼出来的北京话。“那种北京话里透出的善良、幽默、委婉和客气,现在都荡然无存了。 ”

在语言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过士行怀念老舍笔下的北京话的韵味。比如,老舍写过这样一句话:“从前的从前,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相比之下,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一些语言粗暴、野蛮、充满戾气,我觉得这都不是北京话。 ”

谢伯梁:中国戏剧应该回归文学本位

“古今中外所有戏剧文化的发展,都是以剧作家为本体的。 ”谢伯梁说,古希腊有那么多戏剧演员,可是现在被大家记住的,依然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剧作家。美国的托尼戏剧奖,直到今天也还是以剧作家为重。谢伯梁表示,“我一点不否认导演和演员的能耐,可是如果在戏剧艺术的天地中,把剧作家抽掉,这是戏剧事业最大的不幸。 ”

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在元代曾产生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杰出的剧作家。“他们都是北京人,在作品里用北京话讲述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 ”谢伯梁说,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北京的剧作家乏善可陈,最知名的文学家都不是北京籍的。所以,在他看来,老舍在上个世纪的“横空出世” ,在某种意义上补足了北京戏剧的版图,延续了北京文学和北京戏剧的传统。

谢伯梁看过被搬上舞台的老舍作品包括《茶馆》 《正红旗下》 《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感受最深的是老舍先生的原创精神,以及作品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永远是北京味儿,永远是关注老北京中下层老百姓的。在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的这些普通人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脊梁和这个民族的精气神。 ”

在谢伯梁看来,老舍和曹禺是中国话剧的开辟者。“没有他们,中国话剧没有可能与戏曲相提并论,还停留在文明戏的阶段、草台班子的阶段、慷慨议时政的阶段。他们共同托起了中国话剧最初的文学殿堂。 ”

“当今的中国戏剧应该回归文学本体、文化本位,讲究精神追求,而不仅仅是看角儿。从这一点来看,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有它的文化高度和美学高度。 ”谢伯梁表示,我们现在好演员很多,但是好的编剧太少,所以当下的中国戏剧一定要注重编剧的作用、注重原创精神和人文精神。

方旭根据老舍小说《离婚》改编的同名话剧剧照

方旭:找到老舍作品在当下的意义

从2011年起,方旭相继改编了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 《猫城记》 《离婚》 《二马》 ,将它们搬上了话剧舞台。7年间,改编了4部老舍作品,并任主演和导演,方旭现在被称为“老舍专业户” 。有人调侃他:“你还能干点别的吗? ”他回答:“人这一辈子把一件事儿干明白了就不容易。 ”

生在北京,从小跟姥姥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长大,方旭对“京味儿”从心底里是迷恋的。2011年,他将《我这一辈子》搬上话剧舞台时,只是想能演两三场“玩玩”就可以了,没想到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改编《离婚》时,老舍的儿子舒乙都替方旭捏了把汗,因为按照传统戏剧的模式,这部小说很难被改编为话剧。方旭的改编很巧妙:从原著的21个人物里,提炼出3个男性角色,由两位男演员饰演这3个角色。这种演绎给观众带来了新颖的观剧体验。话剧《离婚》首演时,舒乙去看,没想到方旭会用这样的改编方式,称这部剧是他看过的对老舍作品最神奇的一次改编。

“戏剧可以从文学里汲取大量的养分。 ”方旭表示,老舍的小说,它们的文学内涵、语言和精神内核都很精彩,作为戏剧创作者,他愿意踏踏实实地专注于一件事:找到合适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在舞台上。

在改编老舍作品的过程中,方旭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些作品在当下的现实意义。“因为戏剧演出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下’的属性。观演关系就是在当下这一刻发生的,创作者和观众,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对面。如果把‘当下’这个属性忽略掉,戏剧可能会变得比较尴尬。 ”所以方旭每次创作时着重思考的问题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在今天上演,我们想跟观众聊什么?“如果没得聊,台下观众看的是跟他们毫无关系的故事,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

话剧《我这一辈子》最早是在北京的蓬蒿剧场演出。演到第三场时,一位在剧场里做保洁的阿姨在后台找到了方旭,拉住他的手说:“我看哭了,里面那个老警察演的就是我。 ”方旭很理解她的心情:“在社会里,中下层的人,无论在哪个年代,可能都活得不那么自在。 ”保洁阿姨的那句话也使方旭相信:老舍的作品是可以跟今天的观众沟通的。

方旭会在话剧版里加入一些和当下社会现实有关的“梗” ,这些“梗”会产生一些喜剧效果,让观众会心一笑。方旭解释:“我们做老舍作品的改编,不是为了逗大家一乐,而是将几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做一个‘翻译’ 。这样的‘翻译’需要能够跟今天发生勾连,从语言到内容上都如此。所以在不违背原著精神、尊重原著思想内涵的前期下做这种勾连,是很有必要的。 ”

关纪新:塑造人物是老舍的“绝活儿”

关纪新表示,老舍的戏剧创作实践,都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他跟西方的传统戏剧家不同,跟中国大多数现代戏剧家也不同。“老舍的戏剧就像他的小说一样,与人们习惯观看的矛盾冲突剧和心理感受剧明显不同,他不去精心构建惊心动魄的戏剧脉络,而以写人物取胜,多着力凸显剧中人的历史命运、社会位置和文化质地。 ”

创作完话剧《龙须沟》后,老舍说:“我写《龙须沟》如果从动笔写第一幕起,自然不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该是几十年了。 ”写完《茶馆》后,老舍说:“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 ”

关纪新表示,老舍的这些表达,证实了作为剧作家的他塑造人物的能力,以及对笔下人物的情感。“这些人物的心理、性格、言谈,乃至精神文化背景,都鲜活异常。这是老舍的绝活儿,是他不能被其他人轻易学去的戏剧创作特征。 ”他说,“试想一下,我们每位坐在首都剧场里看《茶馆》的观众,是被故事情节抓住的吗?不是。是那些数不胜数的主要和次要人物所展示的岁月和社会变迁,以及他们清晰的精神质感,牵动了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 ”

当下在戏剧舞台上被演绎的老舍作品,让关纪新感受到老舍作品在精神和艺术上的光辉与价值丝毫没有淡去。“ 《老舍文集》中的诸多篇什,还像镜子一样照得见你,照得见我,照得见他,照得见我们民族今天的身影和心灵。这就为我们新一代戏剧工作者提供了解读和演绎老舍作品及其人文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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